公元2004年5月20日，一篇《专家考证：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丘》的新华社通稿犹如一记古老苍浑的巨钟骤然在神州大地上奏响，振聋发聩的撞击声过后，山河回响，余音缭绕。

　　人们纷纷走到地图前，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这座陇海铁路与京九铁路交会处的城市———商丘。这片土地真的那么古老，奔涌千载的商业浪潮从这儿起源？这片土地真的那么厚重，作为华夏文明重要一脉的商文化从这儿孕育？

　　5月16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经济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社科院、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研究历史、考古、经济、伦理的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在河南省商丘市召开了“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

　　“商丘不但是商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而王亥则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专家们以确凿的考古实物和翔实的史料为支撑所达成的共识掷地有声。

商之根

　　公元前1810年的一天早晨，红日喷薄而出，漫天云蒸霞蔚。参天古木上葳蕤的绿叶随着风的舞蹈而筛下斑斑点点金色的朝阳，洒在沟河纵横、鹿鸣狸跃、鸟语花香、鼠窜蛇绕、无人涉足过的林间阡陌上。随着“哞———”的一声长吼，一群裸露着赤铜色肌肤、粗布绕在腰间、长腿赤脚的健壮汉子牵着一头头健硕的牛从茂密的林间走来。牛群拉着木车，上面放着一些帛和黍、粟等物什。

　　走在最前面的汉子就是商汤的七世祖王亥。据《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核（亥）作服牛”。王亥“服牛”以后，开始用牛和帛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因为他是商部落的人，其他部落的人见到他及他所带领的人就喊“商人”，而把用来交换的牛与帛称作“商品”。“商人”与“商品”的称谓从那时起，历经万代，一直沿袭至今。史学界、考古学界对商部落自契至商汤的先商时期一直活动在现在的商丘地区几乎没有争议。“商人”与“商品”的称谓来源于商部落，而商部落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河南商丘，那么，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丘就顺理成章、不言而喻了。

　王亥这次是从商部落（今日商丘）出发向北去有易氏的部落（今河北易水一带）进行交易。这一次，王亥以物易物的热忱及与兄弟部落诚心以待的赤诚没有换来交换的喜悦，却迎来了血光之灾！

　　郭沫若所著的《中国史稿》中说，王亥到有易氏的部落后，“有易氏夺取了王亥的牛，杀死王亥”。对此，史书也多有记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记载，“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驯服牛的勇士及第一位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王亥，就这样如星辰一样陨落了。

　　万古和风渐渐拂平了商丘这块土地上王亥曾经跋涉过的足印，但这块土地上从王亥那儿继承下来的经商之潮却如江河奔腾，滚滚涌动。

　　王亥死后135年，王亥的七世孙商汤靠着经商所兴盛起来的部族力量一举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商丘作为商部落的故土，商业贸易更加繁荣。这个时期，在商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市”、“肆”一类的交易场所；

　　春秋之时，作为宋国都城的睢阳（今商丘）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出现了被司马迁赞誉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富不忘贫、富而助贫，是非常高尚的）的范蠡那样的大商人；

　　汉代的睢阳，是梁国国都。梁孝王刘武时期，其商业可与京师长安相媲美。梁孝王所建的三百里梁苑，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王室园林，成为商人和文人无比向往的大都市；

　　唐朝，商丘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纺织业的交易中心，特别是民间所织的绢，质量和花式在全国首屈一指。同时，商丘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在唐代商业贸易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成为水陆货物的集散地与物流中心；

　　北宋时的商丘称应天府、南京，居陪都地位，其商业繁华程度仅次于东京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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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之源在商丘这片沃土上发轫、奔流、丰厚，滋润着神州大地，引领着中国商业发展的潮流。

　　北宋末年，战乱纷起，作为中原重地的商丘成了被战火摧残最为严重的城市，商丘由过去的“仓禀皆满满”变得田地荒芜、商旅不行。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改道商丘，商丘一带的人口又大量流亡。明末，商丘又一次深受战争蹂躏，李自成率义军攻入归德府时，“肆店无货，百姓贫者不能相扶，死者枕籍。”时至民国，军阀混战，商丘几无宁日。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商丘又一次成了主战场。

　　北宋末以来的1000年间，商丘这块土地就开始与苦难作伴，黄土地一次次地被鲜血染红；穿越腹地的黄河三次改道，数次泛滥。因为战乱及自然灾害的原因，商丘作为商业之源的源头之水逐渐弱了、细了……

商之魂

　　浩浩江河奔流，熠熠日月轮转，为什么，商业在商丘会历经那么多的朝代而延续繁衍？为什么，商业在商丘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因为，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商丘人身上一直闪烁着亲商、爱商、尊商、重商、富商、留商的传统商业美德。

　　这种美德历经千万年而不衰，像生长在黄河故道上的苦楝，死死地抓着故道遗留下来的砂粒，把那滴滴甘露咀嚼成品味生命之美的胆汁，恒久地坚挺在商丘人民的心中。

　　在商丘，关于商业美德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非常丰富。据《商丘县志》载：楚国士尹池出使宋国，宋国太宰子罕设家宴招待他。士尹池见其南面邻居的墙弯弯曲曲，深入到子罕的院子里，西面邻居家的水从他房门前流过。问其故。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业鞔，使徙之，恐人不知其处，不获食其业；西家高，而利吾宫之卑，故不禁也。”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想出兵伐宋，士尹池说：“宋不可攻也，其主贤而相仁。”楚王遂罢兵。这个小故事充分诠释了当时宋国统治者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保护、爱护和尊重。

　　与上述宋国的那个故事相呼应的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伐树留邻”的故事。西汉时期，梁国一个集镇的东西街道上住着两户人家。东侧的户主叫任守礼，本地户；西侧的户主叫李保义，外来做买卖的。李家后院的院墙内有棵枣树，长得茂盛，枝条伸到任家院内。任家的小孩爱吃枣，任守礼怕因小事引起纠纷，就编了个笆，悬在空中接枣，每天把接到的枣送还李家。后来，任守礼恐怕自家小孩偷吃，就准备搬家另居。李保义听说后，非常不安，心想，自己是外地迁来做买卖的，初来时任家很帮助，如今为一棵枣树，闹得任家要搬走，太不应该。于是，李保义就伐掉枣树，挽留了任家。后来，为了彰扬这种容商、亲商的行为，这个集镇被人们誉为“待邻村”，李家院被誉为“留邻院”。

　　合上发黄的历史书籍，拨开虚实掩映的民间传说，在“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上，商丘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博士张琼女士把商丘人的商业美德提炼成了四点：第一，与重农抑商的贬商、斥商、蔑商的文化传统相比较，作为商业之源的商丘人，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养成了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文化传统。第二，与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相比较，大量经商活动和悠久的经商传统使得商丘地域文化形成了具有较为鲜明的义利并重、言商尚利的价值取向。第三，与封闭、保守、中庸为特征的传统思想观念相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多次出现的文化、经济、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使得商丘地域文化中富有吐故纳新、开放进取、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的思想观念。第四，与以熟人社会为居住和活动特征所形成的传统文化氛围相比，商丘商业贸易活动及其贸易中心的地位吸引无数商人抵商经商，同时也有许多商丘人外出经商，这种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徙使得商丘人较早地形成了商业社会所具有的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这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的诚实守信的内涵和本质都是不同的。

商之兴

　　重史兴邦。现代的商丘人重视历史、发掘历史，但并不沉湎于历史，而是以史为鉴，找到原动力，激发责任心，增强使命感，借力发力，借商兴商。

　　3800年前，商祖王亥赤脚引牛负物奔走在商丘四周的部落之间，开创了以物易物商品交换的先河。3800年后的今天，王亥的后人早已走出国门，畅游商海。商丘撤地设市后的六七年间，已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形成了外贸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几路大军直接走向国际大市场，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外贸格局。去年，商丘海关进出口总额4244万美元，比前年增长92.3％。今年第一季度外贸出口的增长幅度已跃居全省第一位。同时，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眼下，商丘市城区框架已达120平方公里，建成面积近9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近百万人，成为河南省继郑州、洛阳之后的第三个大城市。去年，商丘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130亿元，是20年前的14倍、10年前的5.5倍。

　跨入新世纪，商丘人继承和发扬亲商、爱商、尊商、重商、富商、留商的传统商业美德，喊出“打造诚信商丘”的最强音，以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加开朗的气度、更加开放的胆略，善待天下客商，共襄兴商大计。自2000年开始，两年一度，已举办了三届“木兰文化节”，一届比一届精彩，一届比一届轰动。今年5月闭幕的第三届木兰文化节的开幕当天，商丘人就与海内外客商签约项目767个，其中投资超亿元的项目近20个。

　　商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不仅是商人、商品、商业、商文化的发源地，而且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燧人氏在这里钻木取火，“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喾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是至圣先师孔子的祖籍、古代文哲大师庄周和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里，等等；商丘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自古就有“中原门户”、“中原锁钥”、“五省通衢”之称，是河南实施“东引西进”战略的桥头堡；商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中国最长的两条铁路干线陇海线和京九线在这儿交会，105国道与310国道在这儿交叉，商开高速、商周高速、商亳高速、商菏高速在此延伸；另外，商丘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还是

　　全国六大无烟煤基地之一。凭借以上诸多无可替代的发展优势，秉承先人遗留下来的传统商业美德，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商丘人必将在这块商业起源的地方再一次崛起。